国际足联世界杯从未真正存在于政治真空中。早在围绕旅行禁令或移民政策的争论出现之前，这项赛事就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展示力量、塑造民族认同和寻求国际合法性的舞台。政治并非最近才介入世界杯。
1973年：最早的政治干预案例之一出现在1973年。智利原本要在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与苏联进行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但苏联拒绝参赛。几天前，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军事独裁政权将这座体育场变成了拘留中心，军事政变后有数千名政治犯在此被关押、遭受酷刑甚至处决。国际足联拒绝更换比赛地点。苏联没有到场。智利独自走上球场，攻入空门，从而获得了1974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1978年：五年后，政治再次在阿根廷笼罩足球。该国在举办1978年世界杯期间，其军事独裁政权正在实施“肮脏战争”，这场国家镇压行动导致约1.5万至3万人失踪或遇害。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阿根廷捧起奖杯的地方——不远的ESMA海军学校内，囚犯正在遭受酷刑。对于军政府而言，世界杯成为了强大的宣传工具，向世界展示一种正常化的形象，尽管当时存在普遍的人权侵犯行为。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同样面临政治冲突。开赛前数周，英国与阿根廷爆发了马岛战争。外界担忧政治紧张局势会影响参赛。阿根廷在赛事开始前已经投降。四年后，当迭戈·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时打入著名的“上帝之手”进球，这些记忆又重新浮现。
1990年：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一次重塑了世界杯周期。随着南斯拉夫解体以及南斯拉夫战争爆发，联合国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制裁。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在1992年至1994年间暂停了该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因此，南斯拉夫无缘1994年世界杯预选赛。
1998年：在法国世界杯上，伊朗击败美国，成为该届赛事政治色彩最浓的比赛之一。开球前，伊朗球员向美国球员献上白花，并一同合影留念，这一画面与两国政府之间数十年的敌对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伊朗国内，这场胜利引发了巨大庆祝活动，并被伊朗当局视为民族胜利。
2006年：德国世界杯凸显了另一项挑战。赛前，当局面临新纳粹活动抬头和种族主义暴力事件的担忧。德国警方密切监控极端组织，法院在赛事期间阻止了数起与极右翼组织相关的计划示威活动。
2014年：在巴西，距离世界杯开赛还有数月，全国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者批评政府将数十亿美元用于新建体育场，而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服务却资金不足。对许多巴西人来说，世界杯成为了政府优先事项错位的象征，而非国家庆典。
2018年：四年后，俄罗斯在因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而遭受国际批评，以及面临人权和反LGBTQ政策争议的情况下举办了世界杯。赛事本身进行顺利，但关于重大体育赛事是否应授予面临严重人权指控的政府的争论在整个赛事期间持续不断。
2022年：同样的质疑在2022年的卡塔尔加剧。这个海湾国家因对待建造世界杯基础设施的外籍劳工问题而受到持续批评。人权组织还谴责其对LGBTQ权利的限制。国际足联决定阻止数名欧洲队长佩戴“OneLove”臂章，进一步加剧了争议。此外，美国检方曾指控有官员收受与卡塔尔成功申办世界杯相关的贿赂，卡塔尔官员一再否认这些指控。
2026年：这一争论延续到了2026年。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在地缘政治紧张、移民争端和安全担忧的背景下进行。特朗普政府的旅行限制影响了多个参赛国球迷。伊朗队因在美国停留受限而将基地设在墨西哥，尽管美国当局在伊朗足协提出投诉后放松了部分规定。世界杯始终是最盛大的庆典之一，因为它将民族身份、政府、历史和全球观众汇聚在一起。这恰恰是政治领袖一再试图利用它、将其武器化，而活动人士也一再试图通过它进行挑战的原因。假装政治不存在并不能让足球远离政治，只会忽视政治一直在其中扮演的角色。